萍：
人类的才能有时会有很大的隐蔽性。我在大学时动手能力几乎为零，所有大学的实验，我几乎没有自己独立动手做过一个，我做实验记录，另一个搭档在做。我一看到实验操作步骤说明书，大脑就一片空白。当时我为此很自卑，认为我天生缺乏这个动手能力。
工作以后，一看到仪器大部头操作说明书，我的头仍发昏。我始终对操作复杂仪器有强烈的畏惧心理，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我仍不会操作任何复杂的仪器。
在大学时代上计算机课时，我如同昆虫撞到了蜘蛛网上，一下子就束手无策。工作以后，我是头几批去联想培训使用汉卡的人员之一（当年联想还只是计算机所中一个小毛毛虫）。当时带计算机回所，是可以享受乘飞机和坐火车软卧等科技人员最高级别待遇的。但我怎么也学不会操作计算机，怎么也记不住操作程序。如同英语口语和听力一样，计算机语言对我来说是天书，到现在仍是一样。
我的老师是我所在两千人大研究所中公认动手能力最强的人之一，心灵手巧。工作十多年中，我在实验室动手的事都十分简单。我的老师要么忙于做官，要么出国去了，我们真正在一起干活可能也只有一个多月，那是修理实验室中几台激光器。那一个月是我工作那么多年受到老师赞扬最多的一个月，我的老师本来是所里公认反应最敏捷，解决实验问题出主意最快的人之一，结果他发现我在修理激光器时出的主意，像刚打开的香槟酒的气泡一样多，而且不是想出来的，而且高速喷射出来的，这让他很意外。
与吉武所在公司合作开发的第一个产品是一种温控晶体倍频器。这产品要求将晶体放在一个保温盒中，温控在148℃，温控精度在0.5℃。盒子要小，晶体要可更换，激光要从晶体中通过。这样器件将被装在工业激光器中。我从未做过这样器件，也没有看到过外国同类产品，当时更不知道还有陶瓷加热器之类的东西。我们只能选择在装有晶体金属芯外层包上几层云母片，再手工绕上电阻丝加热，而我们的客户是对产品要求最苛刻的日本人。这个产品对从未做过产品的我和我的搭档，是属高难度的产品。
我从小受到父亲的教育和我读的那些英雄人物传说开始起作用了。我本能的第一反应，是找到我眼中所看到的最高水平最有本领的人来帮我完成这个目标。我在单位人缘不错，从门卫到各个部门，我认识的人都是我的朋友。我找到当时所内做了十多年产品开发七八级U大机械设计系校友，他是公认的高手之一。结果两个月下来，这个产品机械结构的设计基本上是采用了我的方案。我的这个朋友感慨说，吴砺，你天生是一个做产品的料。
我还为这个产品设计了一组加工和装配工具。两个月我们就将第一代样品送到了日本人手中，这是日本IBM的一个研发工业用激光器部门。日本人非常满意。
此后，我们又进入了其他产品开发。这时我U大校友出国了，我找到了另一位年青机械设计高手，忙了一个月，他也要出国了。
这下子麻烦了。一天晚上我无意走到单位一个办公室大楼内，看到有人在看电视，便凑上去聊天，这办公室的主人是一个又矮又胖的小伙子，我们在食堂见过面，每次总是相互客气地点点头，但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我给他感叹，我现在做产品开发，找不到机械设计的人。这家伙说：我还懂一点机械设计，我对此很感兴趣。把你要做的东西告诉我一下，我来试试看。我多少有点半信半疑。第二天一打听，才知道这家伙是我们单位一个最大项目的实际总负责人。他本科学机械设计，硕士生在C所做光学设计，在我们单位读激光博士。博士刚毕业，原部门几乎全体机械设计人员都跳槽到了一个上市公司去了。中国业界公认最有组织才能的邓锡铭院士独具慧眼，提拔他的这个刚刚毕业的博士生作为这个大型工程的机械设计和光学设计总负责人。这家伙姓朱，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三个最大研究所之一的研究所历史上最年轻的所长（刚刚三十七岁）。现在小朱做单位第二任期的所长。
没谈几句，我们成了莫逆之交，小朱成了我在原单位最好的朋友之一。上帝还是公平，把又胖又矮的容貌给了他。作为补偿，将出众的才华赋予了他。为了他的容貌，据说他一次带去了一盒特别难看的饼干到办公室，对同仁感叹道：我长得这盒饼干一样，不过吃起来还蛮有味道的。
什么叫才华，萍如果去上海，我可带你去参观。据说那整幢大楼中庞大的设备（当年世界排第三）光学机械设计三分之一图纸，出自这个姓朱的家伙手中，另外三分之二图纸是出自当时上海某大学机械设计系（当然小朱需给他们设计方案）。我永远不具备这样大系统的设计才能。这几乎是一个神话，这家伙那三年每天睡三四个小时。那成千上万件图纸巨大的工作量，没有超人的精力很难想象怎么能完成。这几乎变成了神话中的故事。
有这样高手加入，一年之内我们新产品进入了市场。当时世界上这个新产品做得最好的公司是U公司，一九九六年PhotonicsWest上，他们公司总裁用长长的凯迪拉克拉着我们公司的领导之一Sunny去他们公司商量怎么合作。尽管因为双方没有达成共识而没有进一步合作，但三年后U公司还是如愿以偿，不过是以J公司名义收购了我所在的公司,也使这个公司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家为西方公司所收购的中国大陆高科技公司。
在上海工作的后期，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小朱那儿吹牛。那家伙总找些猪蹄之类东西在电炉上炖着，我们边啃着猪蹄边聊天，在那古老墓地建起的研究所晚上鬼气森森的大楼中吹着牛（这家伙阳气太足，鬼气对他而言视若无物，那幢大楼晚上若让我一个人待到夜里两点，如果我身体与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时，我可能会很紧张的）。
二○○六年三月份我和公司中一个朋友拜会这个姓朱的家伙，他很自豪地带着我参观被他按苏州园林改造得面目全非的研究所大院（他是苏州人，对园林研究颇有心得）。他是所长，也有能力改造这座墓地。在这座古老墓地建起的研究所中，我青春时代的爱情故事都葬在其中，别指望我对它有什么好心情。晚上他开车带着我们到一个僻远乡下小店吃红烧河豚（这店是不是黑店我不知道，反正天很晚，吃河豚在中国是不是合法我也不知道）。日本人舍命吃河豚和日本明星吃河豚当场毙命的故事不免在我心中翻滚。看着那胖胖的家伙有滋有味吃着那盘中像肥肉一样的河豚，你不得不舍命陪君子，吃上一条。不知是否过于畏惧，虽我觉得那味道还是不错，反正没吃出那传说中的让人飘飘欲仙的美味来。
这就是我在上海开发产品的故事。